1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动钢铁产能增长惯性所致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我国钢产量由2000年的12850万吨提高到2012年的71654万吨，累计增长4.58倍，年均增长15.4%;同期粗钢表观消费量由13886万吨提高到67270万吨，累计增长3.84倍，年均增长14.1%。高速增长的惯性遇上因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需求增长急剧减速，势必导致合金管市场阶段性供求失衡。
　　2、总规模庞大和产业高度分散，企业个别决策容易忽略总体产能过剩的风险。我国有钢铁冶炼能力的企业有500家左右，其中钢产量最多的河北钢铁集团占全国钢产量的比例只有6%，而且多数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尚未实现业务分工和重组，子公司之间存在同业竞争关系。在这种市场结构下，企业容易产生“总产能虽然过剩，但不多我这一点儿”的想法;在合金管市场供求矛盾加剧时，容易陷入谁也不肯率先减产的“囚徒困境”。
　　3、保守的消费预测和政府过度干预。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核准投资项目的主要依据之一，是根据已有产能和未来需求判断是否存在产能过剩。但近十几年来，投资主管部门的预测从来都是保守的。在此情况下，投资主管部门认为“产能已经过剩，不能再上钢铁项目了”，结果管住了“守规矩”的国有大型企业和先进项目投资，却对因陋就简建设的小钢铁疏于管理，造成合金管产能盲目扩张，落后产能大量涌现。
　　4、地方政府出于“GDP崇拜”、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劳动力就业等多方面的考虑，对本地钢铁企业违规上项目扩大钢铁产能持默许、纵容甚至支持态度。在市场出现变化，企业遇到困难时，地方政府往往动用公共资源避免其退出市场。默许企业环保不达标现象，也是地方政府此种动因的表现之一。
　　5、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退出机制。如果在一个公平竞争、进退有序的市场(如家电、服装、饮料等行业)，产能一旦过剩，能够及时、自发化解，就不会对行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。然而，钢铁行业本身是资本密集型产业，退出成本高，加上合金管的技术门槛低，同质性强，在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下，企业很容易将价格战作为首选竞争手段而不会轻易退出。